在那么一个因职业性质而严肃有余的机关里，居然舒放自如地工作、生活着他这么个任情任性的人物。
　　我刚进这个机关时，张维克正在法警队当法警。法警队里的小伙们身高多在一米八上下，行事作派刚猛粗放。初识张维克时，虽然那时他还没披上现在这么一头自来黄的及肩长发，但他面阔嘴大，不拘细谨，说起话来，天上地下，山呼海啸，颇有任侠之风。然而细细攀谈下来，又隐然感到他和其他法警有所不同，在粗放之中内涵柔和，透漏出一丝书卷之气。此人广交游，喜收藏，爱摄影，尤擅篆刻与书法，并得名士真传。尤其当他展纸挥毫，或是奏石运刀，进行铁划银钩的阳文篆刻时，那份体察人微、精细周到，恍如另人。这种刚柔兼济的特点，无论是在他为人处世，还是书法创作方面，均有鲜明的体现。
　　我与他一两次接触后，话语投机，喜好相近，遂引为同道，交往渐多。以后机关用其所长，将他调出法警队，到宣传处做专职摄影工作。这对于他旷达个性的张扬和对书法艺术的探索追求，无疑提供了更为得宜的环境。不久，我也调到该处，彼此由朋友而成为同事。
　　如此一个侠骨柔肠，胸无挂碍之人，相处久了，在工作联系的记者圈子里，不知何时封了他一个“大侠”的绰号。一来二去，由外而内，在机关里传扬开来，以至后进机关的一些人，常常是只知有“张大侠”，而不知有张维克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我出国回来，送给他一些外国邮票。过数月，某日闲聊，他兴冲冲地拿出一本邮册，指着那儿张邮票对我说：“这是我一哥们儿送的，你看看。”我面有愠色地告诉他“那哥们儿就是我。”他连拍脑门儿“得罪得罪。”又说：“我一般只记得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和东西的价值意义，除此之外的一些，我往往印象不深。”我不禁暗想，这事只有他张大侠能做，这话也只有他张大侠能说。真如古人所言：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
　　他在艺术的追求上，同样是如此单一执著不计其他。我们谈论过齐白石“衰年变法”，晚年登上艺术高峰的情况。他对这种终生不息的艺术追求精神，深为叹服，同时也表露出要打破定法，创出个人风格的心迹。
　　终于，在我清他为我书写室名时，他拿出了“变法”尝试之作。展观之下，我颇不以为然，以“野狐禅”讥之。但他不为所动。
　　以后调换办公室，我们搬到机关大楼的最高处，房间东西向，两面窗，可以朝观日出．夕眺落霞。我说这样的好所在，不可无好字。点了李白两句诗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”：让大侠书之。字拿来了，展开一看，眼前不觉一亮，这幅作品，每个字的笔画都被拆散了重新组装，全不受汉字横平竖直方框约束，笔墨更不循旧法，含蓄夸张，枯闰并用，自信而流畅，形成动感十足的新形态。整体观之，逸兴湍飞，奔放流动，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的意境。令人不禁拍案叫好。这是我认同他“变法”创新的开始
　　再往后，我工作调动。两人七八年间极少见面。偶有闻问，也多借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：但我知道，他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，仍然心无旁骛地前行着。渐渐地，他在社会上有了一些影响，偶尔在报刊上也看到一些介绍他的文字，谈及他的书法，多以“抽象艺术·、“现代书法”、“新表现主义”等时髦而空洞的字眼论之。一天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决定用“魅态书法”来为自己“变法”实践命名。初听时我说：“你一个‘大江东去的汉子，怎么用这么一个‘小桥人家’的名称?”他在电话里同我一通大侃。不知怎么我想起了邮册之事，忽然感到“魅态”之说实际很切合他刚柔相济的为人与书法，也切合他“法无定法”的唯美追求。于是我在电话里打断他，把庄子的两句话告诉他：“得意而忘言，得鱼而忘筌。”不知他是否听懂了，只是在电话里连称“知已，知己”。我向他建议，以现在的创新实践成果，应当办个展览。他说，有一些朋友向他求字时表示妄荟劲他办展览，可多是玩嘴，却不办事。
　　如今终于有一个理解他艺术追求的朋友愿意帮他出版书法作品集了。他找到我，要我写些介绍文字。对于书法，无论“传统”还是“现代”，我都是门外汉，只是喜欢而已，听论难以贴切。人常说“文如其人”。字亦同理。反过来说，把某人的情况和特点和介绍出来．同样是有助于了解他的文或字的：于是我用这个藏拙手段，写出如上张大侠印象
　　走笔至此，忽然想到，或许有一天．他会拿此书示我：翻到此处说：“这是我一哥们写的．还挺能侃的，你看看：’我想。彼时彼刻．于他于我，一定“魅态可掬”。
　　李维一
　　2000年盛夏于京城三壁书屋